湖南长沙，蔡皋在住所楼顶公共天台的花园中。（杨抒怀/摄）

蔡皋带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去楼顶的公共天台拍摄，那里有她打理了26年的花园——上百平方米的花园，如今也和画一样，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。

紫藤已经谢了，绣球正当季。本是春秋盛开的铁线莲还有两朵，带着一种氤氲的紫色，欢快摇曳着。“这叫乌托邦。”她特别介绍。

经过邻居的花圃，蔡皋顺手剪掉两根枯枝。女儿萧翱子喊起来：“妈妈，别人家的花你也剪！”“修一下嘛。”她笑，左右端详一会儿，又欻欻下了几剪刀，飒爽得很。

蔡皋喜欢植物旺盛的生命力：“草在石头缝里都可以长，何况我是个人呢？”

“好美，好美”

去年5月，蔡皋在哔哩哔哩上开了账号。第一期视频里，她笑眯眯地对着镜头说话：“哔哩哔哩这个名字很好听，像个鸟的声音。”她学起鸟叫，又唱了一首关于小鸟的歌。一群弹幕飘过：“好可爱！”

蔡皋，原名蔡小咪。小咪从小就可爱，喜欢画画、看戏，能帮外婆包粽子、纳鞋底；但小咪也很有个性，书柜里的一张照片就是力证——童年的她盯着镜头，表情挺严肃。“大人让我笑，我偏不笑。”她跟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解释，“我有个‘毛病’，不喜欢被动。”

这“毛病”却绘就了蔡皋的一种底色。中学时，她沉迷于解几何题，标准答案没意思，“我要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解”；谈恋爱前，朋友介绍了出身更好的对象，可她欣赏丈夫的绘画才华，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；20多岁时，她被分配到群山之间的太湖小学当老师，下了火车要步行20多里路，一路哭一路走。哭完了，还是那个“不喜欢被动”的蔡皋：“苦是什么味道？我倒要尝一尝。”

她的力量从何而来？讲不完。她讲童年，“画画就开心”，她用木炭画了满墙，大人不仅不骂，还一片称赞。她讲外婆，一个在清贫中持家有道的传统女性，有机会就带她去看戏，给她讲故事、唱童谣，“种莲子，开荷花，莫种籽，到老家”。她讲读书，“疯子一样地读”，谈话间，诗句和典故像泉水一样冒出来，说起月亮，她从李白、苏东坡聊到颇具禅宗意味的“望月而笑”。“月亮实际上告诉你，你可以光明。”

在蔡皋的画笔下，小时候的自己跟着外婆纳鞋底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在太湖小学，蔡皋自封为“万金油”老师，上过五门课，当过班主任，包下全部的黑板报。农闲时学校砌教室，人人都要当小工，几十斤重的砖，她来来回回地担。

是辛苦，但她也尝出回甘来。学生们喜欢她，时不时带来一把桑葚、一串红薯。家长们敬重她，每回家访都硬留她吃饭，“倾其所有”。

太湖小学由一所寺院改建而成，老师们的宿舍是过去的僧舍。蔡皋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，“冬暖夏凉，有一扇很好的窗”，通过窗子看出去，乡间的四时变换都成了景致。在这个房间里，她画了很多速写，读了很多书，还生下了女儿翱子。

“你说我怎么就有福气，可以住在那个地方？”安排房间的主任叫刘春圃，蔡皋至今记得。“‘刘’不就是留下来的‘留’吗？你说有没有缘分？他叫‘春天的花圃’，像农夫养秧苗一样养孩子，我很受用。”

六年的乡间生活，让蔡皋与孩子、与民间文化有了很深的羁绊。后来，她把太湖的很多记忆画进代表作《桃花源的故事》：路边的茶亭，田间的老牛，桌上的土菜，水汽中的桃花，“好美，好美”……

“你有10个红条子”

1982年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（以下简称湘少社）成立。蔡皋此时已离开太湖小学，正在株洲县一所中学教美术。她早前向湖南的《红领巾》杂志（《小蜜蜂》杂志前身）投过不少佳作，引起了湘少社时任社长王勉思、低幼部主任郑小娟的注意。

经过多方努力，36岁的蔡皋被调入湘少社，成为图书编辑。办完报到手续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快，更感到一种召唤：“人被需要的时候，是有一种感觉的，而且是儿童这样一个群体的需要。这是最高的奖励。”

给孩子们看的Picture Book，早年翻译为“图画书”，后来受日本的影响也翻译为“绘本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儿童文学百废待兴，相比于文字作品，图画书几乎不受关注，蔡皋跟同事们一起成为“拓荒者”。

如果说画家是演员，图书编辑就相当于编剧和导演。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好编辑，以便约到好画家，蔡皋自己先画。1987年，上海举行儿童读物插图比赛，10位评委用红条子投票，蔡皋绘制的《七姊妹》夺得优秀作品奖。温泉源、何艳荣、俞理等评委惜才，在电话尚不普及的年代，他们特意写信告知：“蔡皋，你有10个红条子！”

“我是借了力了，所以心怀感恩，处处要报答。”蔡皋对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。

那时还只有星期天的单休，和许多职场女性一样，蔡皋一面和丈夫照料全家老小的生活，一面挤时间做“星期天画家”。“妈妈向来是自己创造条件。”萧翱子说，家里面积小、采光不佳，蔡皋只能在阳台上画。但哪怕是“豆腐块”插画，她也会一遍遍地画到满意为止。

绘画作品可以大略分为小画和大画，插画就属于小画。除了尺寸，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大画可以进入艺术市场，有更高的商业价值。萧翱子记得，妈妈有过几次画大画的机会。1988年，湘少社筹备“中国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”，蔡皋根据土家族风俗画了《晒龙袍的六月六》。第二年，著名画家黄永玉恰好来长沙开会，郑小娟等人带去这本书，请他做些指导。黄永玉看完，题字道：“画得真好！湖南有福了！”“如果妈妈愿意，应该可以借机转型，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当编辑。”萧翱子说。

湘少社设有“创作假”，以鼓励编辑多创作、出精品。1993年，蔡皋就是利用这个假期完成了代表作《荒原狐精》（又名《宝儿》）——水粉画中融入剪纸、木雕元素，大片墨黑的底色中，身着红衣花裤的宝儿举起了一盏灯。

宝儿点灯一看，发现了狐狸精断掉的尾巴。（小博集出品·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《宝儿》）

儿子萧睿子记得，20天里，蔡皋全情投入地画，以至于刚画完就病了一场。他一度发愿，长大后绝不要像妈妈一样：“天天这么画，没钱又辛苦，值得吗？”

多年后整理蔡皋日记，萧睿子慢慢走近了妈妈的内心，也明白了宝儿手里那盏灯的意义。他向《环球人物》记者提起，大约是1996年，蔡皋去上海参加同行聚会，回家后写道，大家看了很多外国的优秀作品，决心一起填补中国儿童图画书的空白。“很澎湃，很纯粹。所以她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才会说，那不是给她一个人的奖。”

种下“一颗桃源种子”

《荒原狐精》出版后，一举斩获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“金苹果奖”，开创中国作品之先。但蔡皋没去领奖，她后来才知道自己获了奖。她反复跟《环球人物》记者说：“获奖当然好，像说话有了着落。但我一直画，是因为喜欢。如果按照评奖标准去创作，不就进了套了吗？我不喜欢。”

1996年，“日本绘本之父”松居直与蔡皋相约创作《桃花源的故事》。“‘渔人甚异之’，那到底是怎样惊艳的桃花林？”动笔前，她看了大量资料，历史、文学、绘画的都有。传统文人画里，桃花源的色调普遍古雅清冷，她觉得不对，“要温暖”。

这一画，蔡皋就画了5年。最难画的是桃花林，试了很多稿后，她放弃形似，取其神髓，结合水粉、刮刀等工具，终于画出她心中那种明丽、热闹、生命力十足的感觉。

2000年，蔡皋退休。时间、画幅、题材选择都更加自由，她进入新的创作高峰期。不过，因为力求完美，她画得依然很慢，一本《花木兰》，从构思到完稿，花了大约8年。

当时的出版社曾建议蔡皋改写一版文字，把故事改得热闹一些。蔡皋坚持用《木兰辞》原文，甚至一度收回画稿，将合作搁置。“宁可不出版，也不能改得面目全非。”她坚信孩子们有能力品味经典，“要把最好的东西给童年，要教孩子们跳起来摘苹果，更要相信他们跳得起来。”

文赛峰是中南博集天卷·小博集项目主编，也是蔡皋近年来的主要合作者之一。她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，每次办活动展示桃花源的插图，台下读者必会“哇”声一片，赞叹“好美”。

除了这种直观的美，蔡皋作品里还有许多东西值得细细品味。《桃花源的故事》有一幕夜间场景，画面右下方是款待渔人的人家，房内已经熄灯。渔人去哪儿了呢？他在画面左上方，一处山崖的石桌旁。“为了不影响孩子睡觉，大人们换到山上接着聊，可见桃源生活的幸福和睦。而他们聊至深夜，又反映出村人的热情与外界的动荡。这个处理简直是神来之笔。”文赛峰说，“还有语文老师带着学生‘听’这幅画，孩子们听到了谈话声、虫鸣声、小儿酣睡声、夜风扫过竹叶的沙沙声……”

渔人与村民们在夜色中畅聊。（小博集出品·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《桃花源的故事》）

不同于桃花源的诗意和追寻，《花木兰》的主题聚焦于超越和自我认同。文赛峰说，新版《花木兰》中，蔡皋重绘了部分插画。比如“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”的画面，从混战调整为木兰在雪中高举长矛、骑马追敌，更凸显木兰的英勇，也与下一页“将军百战死”的沉重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木兰回乡后跪拜父母，乡亲们也都出来迎接。在木兰的左侧，两位小童牵着的女性是木兰的好朋友，因为丈夫迟迟未归，她哭瞎了眼睛。乡亲们的很多亲人还在外征战，不知道何时能够回家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还有一组“异时同构”的对照图，令文赛峰印象深刻。“木兰准备换上男装离家时，转头看了一眼纺纱车，很依依不舍的；十年后，她穿着将军服荣归故里，又转头看向了纺纱车。你能看到蔡老师对花木兰的理解：她爱纺纱、爱父母、爱幸福的日常。女性不是非要和男性一样去打仗，她是美丽而坚韧的，并且有着深度的自我认同。”

不管故事类型如何变化，有些表达是蔡皋一以贯之的：故乡、土地、根……童书研究者阿甲注意到，蔡皋尤其喜欢使用土色系，“她一直站在民间的泥土里面”。

比色彩更炽热的，是流淌其间的爱：小小的宝儿敢于在黑暗中走向狐精，是要保护深爱的妈妈；木兰十年未归，她的房间却一直保持原样，是家人在牵挂她；新作《不能没有》里，小朋友在妈妈怀里笑眯眯，“不能没有抱抱”；《桃花源的故事》尾声处，面对挽留，渔人还是选择回家，因为他知道家人会在门前日日等待。村人送来很多礼物，除了衣服、食物，还有一把拨浪鼓，那是特意给渔人的孩子准备的。

渔人还带回了一袋种子。蔡皋说，希望看故事的小朋友们，心里也能种下“一颗桃源种子”。

“太好玩了”

与蔡皋对谈，跟“美”一起高频出现的，还有“好玩”。

她向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展示一本新笔记，封皮上写着“2026凤凰行”。翻开本子，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又一个隧道洞口的速写，后面跟着足足两页半的隧道名字：“鸬鹚渡……儿门坡……鸡公脑……”

“是不是也很好玩？”她语速飞快，好像又回到了穿梭隧道的现场，“人家开车，我就赶紧问，赶紧记。”

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，她写了50多本笔记。有字、画和大片的留白，像一本本小书。她的两本散文集《一蔸雨水一蔸禾》和《人间任天真》，都由笔记梳理而成。其中的“好玩”，随处可见——

她种的花多，开得又好，邻居们认为蔡皋可以做种植专家。她点评：“这年头，专家比较多。”

到乡下亲家家里做客，亲家的亲家也来作陪，她感慨：“乡里人好客好到可以把亲家拿出来招待别人。”两人相谈甚欢，“乜晓得这淡扯不得，一扯就扯起七远八远”。

还有她最喜欢的“小先生”们，光辉事迹记不完。孙子小玖玖听说有机奶，问道：“为什么是有鸡奶，没有鸭？”外孙周周子趴在对面写作业，“长得麻利，写作业非常之磨蹭”。同事的小孩汤木里是蔡皋的忘年交，两人一起逛超市，汤木里想起妈妈“别买零食”的嘱咐，很有水平地指点蔡皋：“你买真货，不要买假货，真货吃了不会肚子痛。”

蔡皋和小孙子在一起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每次翻阅笔记，蔡皋会一边看一边“哈哈哈”：“太好玩了。”

其实，整理笔记时，萧睿子也看到过“雨打芭蕉，倍觉凄清”之类的句子。“很老派的写法，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。情感的、家庭的、生活的、创作的困难，她始终都有。”

“颓然草”和“忘忧草”向来结伴而至，就像修剪花草一样，蔡皋尽量藏起前者，用后者熬出一碗碗“忘忧水”。几乎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提到，有人在蔡皋面前哭过，包括参加签售的编辑、听她演讲的老师、到她家的访客……在她面前，人们似乎总能放心地袒露自己，获得某种共鸣和力量。

最近四五年，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，蔡皋“出圈”了。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她身上找到参考答案。成年人还能保持纯真吗？如何面对人生的无意义感？人怎样在庸常中抵达自由？她不厌其烦地讲：“可以嘞，只要你愿意。”

她知道当下年轻人有很多新困难，不同于她所遇到的那些。“但都是烦恼和问题啊。快乐是一种能力。你可以成为自己，一棵狗尾巴草也有它的自由。”

采访最后，我们的无人机起飞，从镜头里看，在一片灰白色的城市建筑里，蔡皋的楼顶花园更像桃花源了。蔡皋没看，她又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画画，脱离了时间、脱离了嘈杂、脱离了“人该干什么”的规训，回到了跟天地同息的节奏里，恰如她书里的一句话：那么静，静如太古。